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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如何走得又快又稳(协商之路)

时间:2015年09月30日 浏览:1459
       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华为公司业务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近年来,随着国家“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一大批投资规模大、利润效益好的非公有制企业以迅猛势头在全球市场抢滩登陆,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今年1—8月,我国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0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其中非国有企业达430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占65.5%。非公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基本覆盖国民经济所有的行业类别。
  但与此同时,多数企业“走出去”的途中也并非一路鲜花,同样也布满荆棘。在海外市场开拓初期,不少非公有制企业面临着融资难、人才匮乏、国际化经验缺乏等方面的困难。如何解决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这些困难,引导更多企业走得更快、走得更稳?近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及来自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就如何推进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建言献策。
  
  完善政策体系及相关法律,加强统筹规划,引导企业有序“走出去”
  “我认为应该成立国家层面的工作领导小组,强有力地统筹领导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顶层设计、总体战略和基本政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范集湘建议。
  在范集湘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体上在产业链、价值链和贸易链上仍然处于中低端,仍然存在着弱、散、乱的状况。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需要对政府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治理水平,金融、保险及中介机构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作用,中国产业对国际的整体优势等进行系统性地再评估、再提升,并针对性地对现行政策进行系统性调整。
  在海外建立产业园,“抱团”走出去,是目前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形式。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亿达集团董事长孙荫环认为,现有的支持建立境外工业园的政策与企业的需求尚有差距,他建议,政府应该把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纳入“一带一路”的规划中,给予政策支持。同时,建议成立跨部门的“一带一路”产业合作领导机构,统筹协调产业合作与海外产业园区的规划与建设,形成统筹有序、上下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机制。
  “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不利于维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作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谢商华更关注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谢商华认为,在海外投资方面,我国尚没有专门规范对外投资的法律,缺乏效率层次高的统一的法律来调整海外投资活动,且国内法与国际法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如关于投资主体、代位权、政治保险的规定等等,亟待立法、规划、筹划先行,并借鉴发达国家海外投资法律的成熟做法和经验,以防范企业“走出去”的风险。
  此外,谢商华还建议,应当从立法上减少不必要的双重管理和重复性的行政审批,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减负。
  “目前,对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中的政策没有用足,甚至出现备案变相为隐性审批的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徐钧健也认为,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应当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进一步推动境外投资备案便利化,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口岸通关的便利化,提升海外产业园区及园内企业的运营效率。
  改善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服务不到位状况,完善金融、保险、税收支持制度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与会的政协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在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依然存在。
  全国政协委员王红在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工作,今年上半年,她参与了北京市工商联组织的一次社会调研活动,对北京市的130家非公企业“走出去”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了一些普遍性的融资问题。调研结果显示,非公有制企业融资难题,一是获得信息难,导致企业“走出去”的盲目性;二是境内外融资两难,企业自有资金仍然是“走出去”的最大的资金来源。王红建议,下一步应继续加快“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支持人民币逐步成为区域结算货币,加强跨境征信合作,逐步建立统一的信用评级体系和标准;进一步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国有商业银行的主渠道作用,支持中资金融机构提供专业化的在线跨境服务,研究建设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在线专业服务平台。
  对于“走出去”的中小企业,收汇风险也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缺乏金融保险的支持,企业的发展面临诸多风险,甚至让一些企业望而却步。而这,就需要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收汇风险保障和融资支持。
  “所谓收汇风险保障,主要是指安全收汇,不能干了活,对方不给钱,要有一个安全保障。”全国政协常委李克穆说,国内保险公司在境外设立的一些机构,可以向当地中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但目前我国在海外设立的保险公司比较少,规模也比较小,未来可以探索让更多的中国保险业与中小企业同步“走出去”。
  “当前,金融保险服务能力的水平尚滞后于企业的需要。”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黄荣认为,目前政策性金融保险机构给民营企业的额度小,获批的难度大,国内商业银行贷款成本明显高于国外,境外分支机构少且服务能力有限,企业境外资产抵押仍存在障碍。未来应当加大金融、保险、外汇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提高服务能力,进一步降低政策性金融机构境外投资贷款利率,增加额度,并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
  发挥商会、协会等中介组织作用,借鉴国外“抱团”走出去的经验
  到海外市场开疆拓土,不少非公有制企业还经常面临这样一个困扰:税怎么交?会不会国外交完,国内还要交?
  一些政协委员在调研中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有相当大一部分源于中介组织的作用发挥得不够。
  拿涉税专业服务来说,到今年8月底,我国对外正式签署了100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其中97个协定已经生效,这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营造了一个公平的税收环境。然而,在服务企业方面,我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等专业中介组织的优势没得到充分发挥。
  “我国注册税务师已经超过了10万人,完全能够承担这个任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宋兰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专业化社会组织的涉税服务是弥补政府服务缺陷和不足的有效手段。在我国,注册税务师有一支专业的、业务技术比较强的涉税人员,应当充分发挥涉税专业组织对“走出去”企业预先筹划税务事宜,有效降低境外税收风险,发挥积极的作用。
  范集湘发现,我国许多驻外使领馆都在所在国牵头成立了中国企业商会。“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公信力很强的商会,常态化活动还不多,作用发挥得还不充分。”
  “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的能力,是国家能力、政府能力、企业能力、中介服务能力四位一体,最终体现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范集湘说,这不仅要求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要系统化、有针对性和时效性,企业也要与市场需求相匹配、企业之间要有配合能力。行业龙头企业与行业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合作,都非常重要。
  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要深入了解所在国的国情,包括法律政策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习俗等,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的作用,防范有关风险。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郑跃文说,通过商会等组织到一个地区考察环境,既容易引起当地重视,降低熟悉市场、政策环境的成本,获得当地人的支持,也有利于在投资过程中协调各种问题的有效解决,降低运营中的风险。
  “建议对全国工商联等有能力‘走出去’的工商界商协会予以外交政策、海外投资环境、公共外交等方面权威的指导和帮助,提升其与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合作的对接能力,进一步达到与国际接轨。”全国政协委员陈经纬说。(来源:《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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